【前言】

1950年7月，中国派往越南的军事顾问团队全部抵达南宁。韦国清正式宣布团队成立，他担任总负责人，梅嘉生负责战略规划，邓逸凡主管政治事务。随后，团队建立了党委，韦国清担任书记，邓逸凡为副手。

邓逸凡回到家打算整理行李，却意外遭到妻子周志中的坚决阻拦。邓逸凡反驳道：“老韦不也是刚结婚不久吗？”

【毛主席对朱德说：“你就大方一些吧”】

1950年6月底，一辆从南京驶往北京的火车疾驰在辽阔的华北平原上。这列火车特别加挂了一节卧铺车厢，里面坐着以梅嘉生为首的中国军事顾问团的高级指挥官们，他们都是师级和团级的干部。

按照中央军委的安排，军事顾问团中团级以上的干部们，在7月底前往南宁集合之前，可以先到北京一趟。在那里，中央领导会亲自接见他们，并给他们布置具体的工作任务。

一到北京，军事顾问团的成员们就被安排在前门外打磨厂街的乡村饭店住下，那里正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招待所。韦国清提前住进了招待所的一栋小楼，他特意过来看望即将在越南并肩作战的新战友，其中有不少都是老朋友。韦国清叮嘱大家：“这几天先别出去，等中央首长接见。”

这些来自前线的军事顾问团成员，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没机会去北京，有些人甚至从没踏入过首都。他们满怀激动，一心想着要亲眼见到毛主席，认真听他讲话。

出乎意料的是，他们很快就收到了消息：由于朝鲜局势十分严峻，中央领导们正忙于处理事务，所以见面时间要往后推一推。

没过多久，朝鲜战争全面打响，原本安排的接见活动只能推迟。为了让这些将领们不虚此行，中央招待所特意安排他们参观北京的名胜古迹。从故宫到颐和园，再到天坛，这些刚从战场上走下来的将士们，对新中国的感触之深，是常人难以理解的。

就在顾问团的成员们以为见不到领导的时候，朝鲜的战争形势从一开始就对北方有利。人民军在汉城战役中首战告捷的消息一传来，顾问团也收到了接见的通知。

6月27日早上，毛泽东主席、刘少奇副主席、周恩来总理和朱德总司令四位领导人将共同会见顾问团的成员们。

那天清晨，四十多位干部早早就在顾年堂集合等候了。顾年堂空间很大，但里面空荡荡的，既没有沙发，也没有地毯，什么装饰物都看不到。只是在桌子前面摆了几十把椅子和凳子，整个顾年堂看起来就像个简单的会议室。

很快，工作人员轻声提醒：“领导到了。”朱德同志最先步入会场，接着刘少奇和他的妻子王光美也走了进来。在场的顾问们纷纷鼓掌，表示欢迎。

刘少奇和朱德与韦国清、梅嘉生等人握了握手，接着对在场的人说道：

这几天主席工作特别辛苦，他习惯晚上办公，白天补觉，这会儿他正在休息，我们就不去打扰他了。周总理那边也在忙着开会，暂时抽不开身。今天就由我和朱总司令代表来和大家见个面。

会议一开始，刘少奇就鼓励大家放开说，不管有什么疑问或者想法，都可以直接讲出来。他接着说了很长时间，重点介绍了这次去越南的任务和目标。

随后，朱德又讲了几句，临到最后，他叮嘱道：“听说越南那边条件还很差，你们要做好吃苦的准备，把勤俭节约的好习惯带过去，这样才能起到带头作用。”说完，他伸手拍了拍桌上的清单，继续道：“我看了你们要带的东西，有些其实没必要，比如皮鞋。”

事情是这样的，顾问们即将出国，他们想要一块手表、一支好钢笔，还有一双皮鞋。打了这么多年的仗，很多人已经很久没穿过皮鞋了，甚至还没来得及买一双。有些干部，从小在农村长大，从来没穿过皮鞋。

朱德看起来有点不高兴，说道：

在越南农村生活，周围都是稻田和山林，穿皮鞋不太实用，背着还特别沉，不如多准备些轻便的草鞋和布鞋。至于手表，有领导带着就足够了。再说那昂贵的派克钢笔，听说一支得好几十万，其实字写得好不好跟用什么笔没关系。毛主席的字那么漂亮，他用的不过是几支毛笔，偶尔还用铅笔呢。

朱德正拿着清单讲话，刘少奇便悄悄离开了顾年堂。秘书刚才低声通知他，邓逸凡已经到了。

邓逸凡坐专车来到顾年堂，透过敞开的门，他瞧见朱德、韦国清、梅嘉生几人正坐在屋里。刚下车，刘少奇就迎上前，笑着说道："邓逸凡同志到啦？时间刚刚好，有个事要跟你说。组织上准备调你去越南工作。"

“去越南？”邓逸凡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。

“安排你作为军事顾问团的负责人之一，前往越南执行一段时间的任务。”刘少奇明确地指示道。

邓逸凡被问得有些措手不及，只能如实回答：“少奇同志，罗荣桓主任之前找我谈过，让我去总政治部任职。”

刘少奇表示：“好吧，这件事我会亲自跟罗主任沟通。中央已经安排你去越南，你现在就参与会议，等候主席的接见。”

得知这是中央的决策，邓逸凡马上表态：“我坚决听从组织的调遣。”

邓逸凡随后也走进了顾年堂。后来他了解到，就在顾问们聚集在顾年堂等候接见的时候，刘少奇已经和韦国清、梅嘉生见了面。刘少奇问他们：“在干部安排上还有没有什么问题？”

韦国清表示："我和梅嘉生讨论后认为，团队里还缺一个负责政治工作的主要领导。考虑到去越南后，我和梅嘉生可能要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军事事务上。"

刘少奇表示："这个提议很好。我们确实需要一个政治顾问，但是该选谁呢？"

梅嘉生表示：“邓逸凡目前在北京等候新的工作安排，他有能力胜任这项重要任务。”

刘少奇对邓逸凡很了解，他毫不犹豫地做了决定。他们曾在苏北盐城的新四军军部共事过，这段经历让刘少奇对邓逸凡印象深刻。

事情就这么定了，刘少奇做了决定，安排专车把邓逸凡接到顾年堂。邓逸凡刚坐下不久，刘少奇就告诉他：“主席到了。”

一听说毛主席来了，在场的人全都立马站起来，热烈地鼓掌欢迎。大家看到毛主席在王光美的搀扶下，从他住的菊香书屋慢慢走到顾年堂。之前谁都没注意到王光美是什么时候离开的。

毛主席抵达后，刘少奇、朱德、韦国清、梅嘉生和邓逸凡纷纷请他发表意见。毛主席谈到了“我们也要具备国际主义精神”、“你们的任务是帮助越南同志作战”、“游击战的重要性不容忽视”、“如何做好顾问工作”、“我们要摒弃大国心态，不要轻视他人”、“越南是如何沦为法国殖民地的”以及“必须严守机密”等多个方面。

随后，毛主席又详细询问了相关事宜。他关切地问道：“需要准备的物品都确定好了吗？”

朱德提到：“列出的物品清单还需要让基层再仔细斟酌一下。有些东西看起来不太必需，像手表和皮鞋这些。”

毛主席轻轻一抬手，替顾问们说好话：

总司令既然同意了，就不用再找其他人讨论了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你就爽快一点，他们要的手表、皮鞋都给他们。这是咱们第一次派顾问团出去，代表的是国家的脸面，就算咱们条件有限，这点东西也不算什么，你们觉得呢？

毛主席发话后，众人纷纷点头应和。随后，顾年堂里传出了欢快的笑声。

【邓逸凡对妻子说：“老韦不是新婚燕尔吗？”】

会议结束后，韦国清、梅嘉生和邓逸凡没有离开，他们留在了顾年堂。随后，韦国清组织了一场三人小会，主要讨论并确定接下来的工作任务和分工。

这三位都是老朋友了，在抗战时期，邓逸凡曾经是韦国清所在旅的政治部主任。韦国清回忆道：

我们三个人现在开始共同工作了。中央安排我负责整体事务，我就按指示执行。我决定让梅嘉生担任司令部的主要负责人，他以后就是我们的参谋长了。至于政治工作，由邓逸凡来负责，从今以后他就是政治部主任了。

梅嘉生和邓逸凡都认可了这样的安排。顾年堂这次开会决定，顾问团要在7月中旬赶到广西南宁集合。在这之前，各位顾问得赶紧把自己的私事都处理妥当。

韦国清早已习惯了冲锋陷阵的军旅生涯，可这次远赴异国他乡执行任务，却不得不与新婚不久的爱妻许其倩分离，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。

1950年2月底，刚结婚不到一个月的韦国清从福州调到北京，和妻子许其倩搬进了外交部安排的前门外解放饭店。在那儿，他碰见了韩念龙、姬鹏飞等老战友。这些将领都是首批准备出国担任大使的外交官，韦国清也是其中之一。

第二天，大家聚在一起学习外交知识。课程结束后，韦国清觉得肚子疼得厉害。起初他没当回事，忍了两天才去北京医院看病。医生检查后说是阑尾炎，需要马上做手术。

手术进行时，医生发现韦国清的阑尾炎已导致腹膜炎。医生随即决定将局部麻醉换成全身麻醉。然而，麻醉时用的乙醚让韦国清十分难受。这是因为他对乙醚过敏，早年红军长征到陕北后，他在直罗镇和瓦窑堡的战斗中受伤并做过手术，那时就对乙醚特别敏感，一闻到就会头痛。

四月初，韦国清康复出院后，住进了前门打磨厂街的乡村饭店。这家饭店并非外交部的产业，而是中央军委的招待所。他和妻子住在二楼的一个小套房里。韦国清意识到，自己的任务已经发生了变化。

没过多久，韦国清被叫到了中南海，刘少奇接见了他。作为韦国清曾经的领导，刘少奇先关心了一下他的健康情况，随后便直接进入了正题。

韦国清同志，经过毛主席、朱总司令、恩来同志和我共同商议，我们决定响应越南胡志明主席的请求，中国将暗中派遣一支军事顾问团前往越南，并由你担任这个顾问团的负责人。

韦国清表示：

我坚决执行中央的决策。

韦国清接到任务后，马上开始行动，迅速组建起队伍。当时，他的妻子许其倩非常支持他，积极协助他的工作。

许其倩在入伍前曾在苏州读大学，并加入了共产党成为预备党员。在那个满怀抱负的岁月里，她明白丈夫从事的是重要的事业，自己应该全力支持。在韦国清出国前，许其倩不仅帮丈夫处理了一些文书事务，还为他整理好了出行的行李。

那天，许其倩专门跑到北京东单的二手市场，挑了个半新的帆布行李箱。这个箱子后来一直跟着韦国清，陪他在越南战场上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。

最近，邓逸凡回到南京家里，打算带着妻子周志中一起去北京。他把计划告诉妻子后，没想到她反应特别强烈，坚决不同意。邓逸凡试图说服她，说道：“老韦不是刚结婚吗？他都去了越南，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这辈子，哪次不是听从安排？”

妻子勉强跟着他去了北京。此时的邓逸凡并不知道，这次越南之行会让他的婚姻走到尽头。

【邓逸凡：“如果硬要二选一，那我只能选择听从组织”】

随后，邓逸凡前往广州。他打算回兴宁老家，探望已23年未见的双亲。在广州期间，中南军区参谋长洪学智和政委赖传珠热情招待了他，他们都是新四军时期的老朋友。

邓逸凡向众人提起，自己非常渴望回家探望。他回忆说，自从西安事变之后，只给家里寄过一封信，告诉父母自己在陕北的红军部队。不久后，堂兄回信说父母都还健康。但后来他调到了新四军，就再也没能和家人取得联系了。

洪学智和赖传珠听完邓逸凡的诉求，表示完全明白他的心情，不过他们认为邓逸凡暂时还不能回去。原因在于梅县地处广东东北部，位置偏僻，交通不便，山路崎岖，而且路上土匪活动频繁。如果邓逸凡执意要去，单靠一辆车不够安全，必须有一支队伍随行保护。

邓逸凡听了这话，就没再坚持。随后，他改道前往南宁，在离开广州的时候，他不禁回忆起离家以来发生的点点滴滴。

邓逸凡1912年出生在广东兴宁县的一个普通农家。17岁时，他加入了国民党第五军独立团的学兵队，但刚入伍不久，他所在的部队就被朱德率领的红军俘获了。

邓逸凡后来参加了红军，担任文书工作。18岁时，他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。随后的岁月里，他经历了长征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。在战火连绵的年代，邓逸凡与妻子周志中及两个女儿难得团聚，常常分隔两地。

1949年5月，邓逸凡接到调动命令，前往南京任职，担任华东军政大学第三总队的政治委员，从此与梅嘉生成为工作伙伴。

当时，他的妻子周志中也从上海军管会调到了南京。两人团聚后，妻子打算把留在上海的两个女儿接来南京，让全家团圆。没想到，这时丈夫却接到出国的任务。面对这种情况，邓逸凡只能耐心地劝说妻子接受这个安排。

没过多久，顾问团就从北京转移到了南宁，他们迅速调整心情，不再沉浸在与家人分别的情绪中。一开始，中央军委考虑到最坏的情况，决定给顾问团配备足够支撑好几年的资金，以便在最艰难的时候，即使无法从国内获得补给，他们也能维持正常运作。

根据计划，梅嘉生去中央银行领了500两黄金和一箱子人民币。到了南宁，发现越南那边的情况并不像预料的那么糟糕，所以那500两黄金就没带出国，留在了国内。

邓逸凡抵达越南后，立刻投入了战火纷飞的战斗。1953年，他回国汇报工作，顺便去看望妻子。本以为能享受团聚的欢乐，谁知迎接他的却是一纸离婚书。

1955年，邓逸凡被授予中将军衔。多年后，回顾过往，他依然坚信当年接受组织安排前往越南战场是明智之举。他表示："要是非让我做个选择，我肯定会听从组织的决定。"